區塊鏈與市場經濟可謂天作之合，一個從技術出發，一個從交易出發，共同追求自由、平等、私有的價值觀。當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揭示了市場規律由一只“看不見的手”支配：他指導這種工業去使其產品能具有最大的價值，他這樣做只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也像在許多其他場合一樣，他這樣做只是被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促進一個并不是出自他本心的目的。

“看不見的手”猶如史前計算機有條不紊地調動、配置全球資源在海陸空之間、大街小巷之間川流不息，形成一種近乎生物規律般完美穩定的社會秩序。但是，市場并沒有這么完美，甚至很殘酷。市場經常會失靈，自由競爭過于理想。比如信息不對稱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檸檬市場出現，價格扭曲、品質低下，市場交易成本極高。一旦市場交易成本太高，達到零界點，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受阻，進而容易引發貿易摩擦、巨頭壟斷、價格歧視等。

凱恩斯，這位沒有接受過傳統經濟學教育的經濟學家，發明“有效需求不足”理論，并以此為基礎創立凱恩斯主義，主張以政府之手應對市場失靈。后來，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論證，凱恩斯主義破壞性極大，有形之手常常幫倒忙。今天，人們包括經濟學家都很難說清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什么時候該政府出手，什么時候任市場自由發展。

政府以其特殊方式影響市場經濟：

一、壟斷貨幣。貨幣作為市場交易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卻不是以自由競爭的方式存在，長期由各國政府或貨幣當局獨家壟斷，且具有法償性。貨幣是否應該被壟斷，是否應該自由競爭？雖然哈耶克等經濟學家提出此類疑問，但是就連自由主義經濟學弗里德曼依然認為法幣壟斷會靠譜一些。政府或貨幣當局對貨幣供應量、利率、匯率、準備金的控制，對經濟的影響，有時是決定性的。

二、政府支出。凱恩斯之后，大政府登上歷史舞臺，政府投資和支出在GDP中的占比非常之大，常常一度破壞市場博弈，引發擠出效應。由于國家競爭和福利國家體制，政府面臨龐大的支出需求，并且呈現擴大化趨勢。當年，美國里根總統上臺，他很明確強調“政府才是問題”，推行供給學派經濟學，但是財政赤字與支出依然居高不下（當時正處于冷戰時期，“星球大戰計劃”占用大量軍費）。

三、市場準入。工業革命前一百多年，歐洲國家流行小政府、大市場，自由經濟帶來了巨額財富。但是，英國十年爆發一次產能過剩性經濟危機告誡人們，市場帶來的資源錯配和浪費也是驚人的。我們聽過“倒牛奶”的故事，現實中，如果10家公司在樓下鋪設10個自來水管道、10個煤氣管道、10條電信網絡、10條地鐵軌道，讓他們自由競爭，這是不可想象的。就像中國的共享自行車，紅橙黃綠青藍紫，顏色都不夠用了，自行車墳墓堆積如山，讓人心疼。市場準入，似乎是調節市場配置的一種有效手段。政府和市場之間，如何各司其職？

四、政府職能。政府行使職能本身，也在影響市場的供給與需求、投資與儲蓄。政府加稅、減稅都在影響企業投資決策，稅收轉移支付影響市場消費選擇。美國政府減稅，有人跑到美國去投資。另外，政府行使社會職能同樣影響經濟。比如干預或鼓勵生育，影響勞動人口供給；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勞動力素質；增加醫療保障和租房保障，影響醫療和房地產市場走勢，同時也影響家庭消費支出。香港政府給居民提供住房福利，中產階級可以安排更多的消費支出在旅游和學習上。

人們選擇政府之手干預市場，相當于當年選擇國家機制解決人類協作危機。國家為什么會出現？人類協作并非易事，交易的成本要遠遠大于掠奪，選擇掠奪或怕別人掠奪的心理，導致人類之間的協作成本極高。最終，人們選擇坐下來商量，成立國家機制，建立暴力機構，由國家來維持人們日常協作。但不幸的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國家機制這一公權力，被掌權者淪為掠奪民眾的暴力私權。但不管怎么說，國家還是人類最不壞的選擇，因為“國將不國”之時風險更大。

政府也是如此，市場實在沒有辦法了，然后選擇政府干預。但是，政府一旦干預市場就容易上癮，畢竟像撒切爾夫人這樣英明的政治領袖是罕見的。如今，幾乎沒有政府愿意放棄貨幣政策工具，多數政府都喜歡擴展性的財政政策，哪怕負債累累、危機重重。今天很多經濟問題的根源，已經很難搞清楚，是源自政府，還是市場。

有沒有第三種辦法？

我想應該有，那就是技術。

市場失靈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對稱包括信息不充分和信息不信任。由于信息不充分，工廠滿負荷生產而不顧市場需求，19世紀英國屢屢發生的產能過剩性經濟危機。在農業領域，由于農作物、畜牧養殖周期長、收割期短，加上信息不對稱，經常導致產能過剩或不足。但是，今天產能過剩危機越來越少，主要原因是市場信息公開，特別是互聯網引導的信息革命極大地提高了市場信息的透明度。企業和個人可以根據充分的市場信息做出相對科學的決策，抑制沖動、非理性行為。

技術的作用在于，可以盡可能拓展市場邊界，降低市場的交易成本。一旦市場交易成本極高，就容易引來政府干預，進而以調控之手促成協作。但政府調控的主要問題在于公平性。技術實際上在化解市場與政府之間的矛盾、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矛盾。目前，互聯網是信息經濟，解決了信息不充分問題，但是沒有辦法解決市場信息不信任問題和調控公平性問題。

我們認為，區塊鏈是價值互聯網，是互聯網經濟的下半場，主要解決生產關系的信任問題。本質上，區塊鏈與互聯網一樣都是通過技術的手段，降低信息不對稱，降低市場交易成本，擴展市場邊界，降低政府干預程度，提高政府調節的公平性，降低資源錯配率，促進價格機制發揮作用。

比如“檸檬市場”，由于信息不信任，在二手汽車、信貸、保險市場中都容易引發逆向選擇，導致價格扭曲、次品泛濫和資源配置困難。這種市場失靈現象，很容易被政府干預。政府可以借此強化征信管理手段，建立全國個人及企業信用體系，壟斷信用資源。事實上，政府壟斷信用資源并不利于市場自由競爭，也無助于解決逆向選擇問題。而區塊鏈技術，借助分布式賬本可以構建屬于不可篡改的個人信用數據網絡，個人通過授權使用，大大提高信息透明度和信任度，促進信用資產流轉和高效交易，降低交易成本，解決逆向選擇問題，擴展了市場邊界，也降低了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度。

雖然經濟危機依然不可避免的發生，但是危機的類型發生轉變。從工業革命時代的產能過剩，到資產泡沫，再到債務危機，技術在預防和化解危機中起到的作用不可磨滅，而政府在危機中的作用存有爭議。近十幾年，次貸危機、債務危機、資產泡沫危機（債務推動）表現突出，根本上是信任危機（信用破產）。而區塊鏈對此無疑有所作為。區塊鏈網絡可以大大促進信息的透明、公開和信任，通過分布式的個人信用數據，降低金融機構的資本錯配率，抑制資產負債表擴張，降低壞賬率，降低債務風險。

通證經濟，是市場經濟的高級階段。在區塊鏈技術的推動下，通證經濟大大降低市場經濟的信任成本，將市場交易的邊界擴展到全球網絡，實現資產全球自由流通和高效配置。市場失靈概率降低，市場機制健康運行，降低了政府干預市場的可能性；同時，區塊鏈可以提高政府干預市場的公平性。例如，區塊鏈可以促進稅收征收、使用、轉移支付更加公開透明；促進市場準入機制更加公平科學；促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府更加公正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