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教師節，馬云老師突然宣布退任消息，即明年 9 月 10 日起馬云將不再擔任董事局主席，現任 CEO 張勇接任，之后馬云將繼續擔任阿里巴巴集團董事會成員，直到 2020 年阿里巴巴年度股東大會。74歲的任正非、73歲的宗慶后、72歲的曹德旺還在堅持上崗，90歲的李嘉誠今年才剛剛宣布退休，只有54歲正值盛年的馬云卻激流勇退。結合劉強東在美被指控性侵事件，以及當下的經濟形勢，馬云的退任讓外界猜疑重重、浮想聯翩。

從股市反應來看，投資者對馬云退任表達一定的失望情緒，阿里旗下上市公司紛紛收跌。不過，兵強馬壯的阿里不存在接班人問題，接下來一年，馬云將做好過渡交接工作，將董事局主席權杖交給張勇，另外他還將繼續擔任阿里巴巴合伙人。

阿里巴巴：馬云式合伙人

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一直被外界稱道，也是阿里巴巴建立人才梯隊的重要制度保障。2009年，阿里巴巴建立了合伙人制度，因公司初創于湖畔花園，故該制度又被稱為“湖畔花園合伙人制度”。設立的初衷是希望改變以往股東和管理團隊之間簡單雇傭模式，打破傳統管理模式的等級制度。用阿里巴巴集團前執行副主席蔡崇信的話說，就是“我們最終設定的機制，就是用合伙人取代創始人。

按照馬云的說法，合伙人既是公司的運營者，業務的建設者，文化的傳承者，同時又是股東，因而最有可能堅持公司的使命和長期利益，為客戶、員工和股東創造長期價值。

與事業合伙人制度不同，阿里的合伙人制度首先是，上市前（事前）獲得公司章程背書和股東認同對未來公司控制權安排的基本公司治理制度。從阿里上市時的股權結構來看，第一大股東日本孫正義控股的軟銀和第二大股東雅虎分別持有阿里31.8%和15.3%的股份。阿里合伙人共同持有13%，其中馬云本人持股僅7.6%。然而，阿里董事會的組織并非我們熟悉的“一股獨大”下“大股東軟銀”主導下的大包大攬。根據阿里公司章程的規定，以馬云為首的合伙人有權任命董事會的大多數成員。

這意味著在主要股東的支持下阿里合伙人上市前即獲得了委派超過持股比例董事的所謂“超級控制權”，形成了事實上的“不平等投票權”。這事實上是并沒有發行AB雙重股權結構股票的阿里當時申請在香港上市時，被認為違反“同股同權”原則遭拒而不得不遠赴美國上市的原因。換句話說，阿里通過推出合伙人制度變相實現了“同股不同權”。事實上，港交所在錯過阿里巴巴之后，為順應時代需求在今年也采用了“同股不同權”制度，而港交所首家同股不同權制度的公司則是今年上市的小米。

合伙制度和同股不同權在留著創業團隊和培養精英方面富有優勢。在阿里巴巴集團的36位合伙人中，已經有兩位80后，天貓技術負責人吳澤明和螞蟻金服副CTO胡喜。合伙人往下，集團下屬各塊業務，班委制又是另一層選拔機制。2016年12月，螞蟻金服調整組織陣型，成立支付寶“班委制”，由時任螞蟻金服CEO井賢棟擔任班長，曾松柏與倪行軍擔任副班長，班委成員包括鄒亮、袁雷鳴、陶瑩。班委制的最大好處在于發掘優秀的年輕管理苗子，給年輕人創造機會，保障人才的可持續成長。

政委制在2004年-2005年被提出，那時阿里的B2B業務高速發展，人才極度匱乏，需要一支有經驗、有文化的專業隊伍，輔助業務部門的經理建設好隊伍。這套制度后來在2008年被演進稱HRBP體系。這套體系的最大作用，是從最大范圍內保證整個團隊人才的增值和成長。

2015年，馬云曾經寫過一封內部信，名為《這是年輕人的時代！！》，信中提及，60后管理層淡出一線，70后管理層走向前臺，80后已成公司（阿里巴巴集團）最大主力。一個并不完全的數據是，在阿里巴巴資深總監以上的核心管理人員中，“80后”占到14%；在管理干部和技術骨干中，“80后”已經占到80%，“90后”管理者已超過1400人，占管理者總數的5%。

無論是合伙人制，班委制還是政委制，促使阿里巴巴保持戰斗力、活力和創造力，成為一家富有競爭力的“年輕人的公司”。馬云對外解釋，“這（退任）是認真準備了10年的計劃，讓年輕一代才俊能接班，解開企業傳承發展的難題。”2013年，馬云辭任阿里巴巴集團CEO，6年后將離開董事局主席一職，阿里巴巴建立的組織體系和人才梯隊，讓馬云的退休沒有接班難題。

阿里巴巴、騰訊、小米、京東等互聯網公司都在傳統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和科層基礎上，加入了合伙人制或“同股不同權”制度，促進了公司權益扁平化、平民化。區塊鏈一度將傳統公司制和互聯網公司稱之為“古典”，對現行管理模式嗤之以鼻。區塊鏈世界里流行分布式自治社區，代碼即法律，存儲即私有，挖礦即手段，記賬即目的，通證即權益，共識即信任，資產私有化，權益平等化，決策民主化，似乎是個大同治世。

區塊鏈：以太坊式墳墓

現實的殘酷，可能讓你信仰崩塌。在比特幣、以太坊的治理模式中，挖礦的欲求大于社區的治理，利益的誘惑大于權益的保障，除了礦工，社區被荒廢，更無人關注分布式自治下的權益與責任。以太坊DAPP極為蕭條，沒有殺手級應用出現，用戶直奔加密貨幣，而大熊市持續壓境，用戶作鳥獸散，日活躍用戶超過100人的應用即可殺進前十強。以太坊DAPP平臺上的凄慘直接導致大量開發者套現逃離，引發集體踩踏，價格持續創新低。

再看EOS等超級節點治理模式，這種模式直接仿照西方代理人制度而建立，但是是依葫蘆畫瓢，極為粗糙和荒誕。更重要的是，同樣陷入與以太坊類似的困局，用戶對社區治理的興趣遠遠低于EOS的價格。不少人質疑，超級節點模式并非真正的分布式治理模式。

在區塊鏈的分布式自治組織中，社區荒漠、公地悲劇正在上演，宛如滿大街被丟棄的共享單車。這一最具革命性的行業變成“枯藤老樹昏鴉”。除了礦工，很少人參與社區建設，很多人放棄社區權益，反而掌握大算力的礦工具有控制優勢，容易破壞分布式自治生態。當然更多社區并未給予用戶什么權益，基本淪為社區。隨著熊市延續和監管加碼，部分社區、電報群淪為維權群、發泄群，更多的是人跡罕至，成為僵尸群。

參與，是區塊鏈網絡和分布式自治組織生命。如果沒有算力，沒有用戶，沒有吸引力，分布式賬本則毫無意義。民主的前提并非讓大眾充分表達和共同決策，而是讓大眾對該項權益抱有興趣。當今美國民主政治多少面臨這樣的問題，不少亞裔公民和新一代選民對民主政治缺乏興趣，甚至放棄選舉權，而熱衷于政治權力的團隊則具有更大的優勢。

我們之前討論過通證經濟模型的優勢，實際上“合伙制”、“同股不同權”都非常適合通證經濟模型，但是為什么前者具有吸引力，而后者卻只停留在紙面上。合伙人事實上成為公司中 “不變的董事長”或者說“董事會中的董事會”，形成了“鐵打的經理人，流水的股東”格局，實現了“管理團隊事前組建”。阿里大部分的執行董事和幾乎全部重要高管都由阿里合伙人團隊成員出任。

其實，區塊鏈并非無限延伸，通證經濟和分布式自治組織并非無所不能。在很多領域都不需要區塊鏈，不需要通證經濟和分布式自治組織。國家體制、公司制度和社會組織依然是當今世界治理模式的核心。很多領域和組織，權益結構已經非常完善，更無太多權益細分和降維，缺乏權益刺激。區塊鏈世界進入一個誤區，通過“幣權”吸引用戶，然后到底什么是幣權，幣權代表哪些權利，哪些責任，哪些利益，幣權與股權有何不同，幣權為什么比股權好，幣權除了炒幣還什么實質用途，幣權能給用戶帶來哪些價值，又有哪些風險，這些問題連社區自己都說不清楚。

挖礦將區塊鏈帶入壟斷歧途，而炒幣則將分布式自治社區帶入投機歧途。挖礦雖然與分布式賬本建立了聯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現實中人們常常把手段和目的搞反。最終，節點淪為專業礦工，區塊鏈網絡被超級算力所控制，分布式背后是更大權力的壟斷。炒幣帶來的直接利益誘惑，讓用戶失去了經營社區的耐心，更多人只關心炒幣帶來的直接收益。這種投機在股票也有，但是炒幣更甚百倍。這實際上是用PE的思維做VC的事情，剛剛播下的種子就像在二級市場上收割，專注于市場投機。

分布式自治組織具有天然的優勢，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可以與國家機制、企業機制、市場機制并存。但是，只有少部分領域需要分布式自治組織，在權力集中的領域、壟斷領域和大眾參與的共享經濟領域，權益再分配的需求更大，分布式自治組織或可以獨立存在或可以通證的形式輔助存在。區勢傳媒Locke曾經寫過《美聯儲：通證經濟模型的典范》一文，介紹了美聯儲如何設計組織模式，如何平衡各項權益。只有合理分配權益且具有激勵性，才能吸引更多用戶、人才、股東、合伙人、投資人加入，打造分布式自治自治和權益共同體。